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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法学家弗兰克在其提出的现实公式中很好地说明了非法律因素对法官自由裁量的影响，即：D（判决）＝S（围绕法官和案件的刺激）×P（个性）。

规划不能随心所欲，因此我们常说：依法通过的规划本身，就具有法的效力。发展规划的编制、审批、实施、评估等环节必须用法律规范的形式明确下来，将各个环节活动都纳入法治的轨道，使得发展规划行为的全过程都处于公开有序的法治环境之中。

第一，《规划纲要》具有明显的国家政策性。这些都为《发展规划法》的制定准备了立法实践基础。例如，二者调整范围与方式上存在差异，政策一般比较灵活，有较大的伸缩性，而法律则相对稳定与确定，应变性弱。五、发展规划法与宏观调控法体系的完善 （一）促进和保障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宏观调控法治 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政策不仅可以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有时甚至能够直接发挥法律调整的作用。

计划和规划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国家和社会事业发展、对市场主体行为和全体居民都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也就是说，在完全公定力说的基础上，公众不会因为按照错误的规划实施了相关行为而承担法律责任，也不存在基于错误的认识拒绝履行相应规划而妨碍公务的违法可能性。《书》以广听，知之术也。

莫不凭黎元而树司宰，因政教而施刑法。这一点我们通过对《唐律疏议》的分析可以得到印证。道家重自然，所以它提出的自然之道是道与器（或曰理与物）。乏于史料，我们还估算不出殷周之际社会转型中法的统一性所经历的时间，但我们知道这套系统从西周初年一直行用到春秋战国。

实行于西周的这个道，经过春秋战国和两汉魏晋及唐宋的融铸锤炼，最后发展成为完善的中国文化之道。[6]董仲舒在回答武帝的贤良对策中所说的一段话可引为证。

{21}(P41-42)这样的现状造成了自然世界与社会制度和人的思想行为的分离与矛盾，宇宙[9]的统一性因此受到威胁，人的身心和言行亦极易陷于分裂，从而导致社会趋于不稳定。这个理论范式从西汉以来一直处于改进中，唐宋社会的变动和理学思想的出现，使它最终被改进成为广大精微的理论。这当然亦是在传统中国思想范围内，同时亦是通过比较而得出的结论。他说：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

因此，基于统一性深深植根于事物的内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朱子理学使法的统一理论达致精微。如果从大的框架上说，西汉以来的这套理论和制度模式在形成和行用上都达到了千年以上。虽然各家的思想不免有交叉牵涉，但重心所在，互不相让，形成儒家管社会、释家讲心性，而道家法自然的状态。然而，如果我们从这个秩序结构的整体和主体上来观察，就会发现它呈现出一体化下的多样性的形态。

[18]韩愈在《原道》中说：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如果说殷周之际和春秋战国的社会转型，还有后来的唐宋社会变动，是中国历史范畴内的社会结构变化（动），那么，这一次则是超越了中国历史范畴，被纳入到了世界历史范畴内的全球现代化进程之中。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未来中国法的统一性又将统一于什么？还会是道德原理吗？如果不是道德原理，那又会是什么？对此，笔者在前面曾提到，未来中国法的统一性，在学理上将有可能是道德、平等与自由的结合体。陈寅恪：《论韩愈》，载胡晓明、傅杰主编：《释中国》（第二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925-939页。

这个模式与西周的礼乐刑政之间在精神上依然相连，前者以德礼为根本，后者以道德为精髓，表明两者同是以道德为原理的制度模式。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也。即使事实上要比这复杂的多，但至少这亦是目前所见的方向之一。对此，王国维先生有很精辟的论述。因为德是儒家的精髓，理学的核心，所以确立德在宇宙中的主体地位，实际上就是确立了儒家在儒、释、道三家中的主导性。很显然，董仲舒的这套天人感应说贯彻了神学目的论，在哲学上为的是把一切都神圣化、秩序化和合理化，在政治上则是为汉皇朝的中央专制集权提供正当性。

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这样一来，天理、国法、人情不是相通了吗？所以，乾隆皇帝在为重修后的《大清律例》所作的序中说：简命大臣取律文及递年奏定成例，详悉参定，重加编辑。

[5]梁启超先生亦曾有见于此。这个道用理学的话说就是理，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道德原理。

……{19}(P15)像《易经》、《尚书》、文武周公之道、周孔之教、孔孟之道、天人合一的春秋大一统，以及韩愈提出的道统和以朱子为代表的理学等，都是这个思想在中国文化框架内不同历史时期的实践与表达。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作注中说到：……愚谓政者，为治之具。

[23]这个解释没有揭示出事物的内在联系，只是根据事物的现象，进行有目的的分类、归纳和比附，因此逻辑上无法为人的理性所接受，相反给人以粗疏和牵强的印象。[12]在理学中，与这个道相通的概念除了理以外，还有无极、太极、太初、命、性、心、易、一等。[日]滋贺秀三：《清代诉讼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情、理、法》，载[日]滋贺秀三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王亚新等编译，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揆诸天理，准诸人情，一本于至公而归于至当。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因此，人们习惯上把它概括为礼法结合、德主刑辅。

参见张晋藩：《重塑中华法系的几点思考》，《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9年春季号。[24]朱熹在为《论语·为政》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5]这次社会转型经春秋战国历秦到汉初基本完成，前后历时五百余年，在社会形态上完成了从宗法封建社会向帝制封建社会的转变，表现到政治上即是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的确立。中国固有的法律文化原理，或者说传统中国法的原理是道德原理。

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藉此，我们不妨把这种情况在法律秩序上的表现称之为一体化下的多样性，意思是说中国社会出现了国法控制下的法律秩序多样化的情形。[11]其逻辑结构如下： 在这个结构中要注意的是，统摄阴阳、主从、内外（体用）的道，已不全是道家的一家之道，而是藉道家之名融合了各家之道的道，表示事物固有的共通原理，所以朱熹等理学家又常将它称为理。{7}(P227-272)在理学之下，传统中国真正完成了哲理、法理与情理，天理、国法与人情的贯通与融合。

所以，唐宋社会变动与法的统一性的关系虽不是转型性的，但依然有讨论的价值。面对这种状况，释、道二教并无救治之心力，因为这种状况一定程度上正是它们推展的结果。

[21]用宋儒谢良左的话说，就是天，理也。  【摘要】社会转型必然引起法的理论和制度体系的统一性运动。

晚清以来的中国虽经历了多次变化，但以全面现代化的目标来衡量，中国社会仍处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转型依然没有完成。就外部言，唐初以来胡化和佛化的趋势，以及道教借助李唐王朝的政治优待，使得释、道二教势力大增，而儒、释、道三家原本就是此消彼长的关系，结果势力大增的释、道二教，不谋而合地形成了对儒的挤压。